《山东法制报》：『法律视角』看《后出师表》

『法律视角』看《后出师表》

“文章西汉两司马，经济南阳一卧龙”，诸葛亮在历史上一直被誉为贤相的典范、忠诚和智慧的化身。他在取得了“经世济民”成就的同时，在文章方面也同样成就斐然，前、后《出师表》即其中的代表。其自问世以来，感动、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人。民族英雄岳飞在陷入困境时，手书前、后《出师表》以自勉；电视剧《功勋》中，于敏在氢弹项目中面临危机时，背诵《后出师表》以自励。《后出师表》中的“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”更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    但是，关于《后出师表》是否是诸葛亮本人所作，后世尤其是明清考据学兴起以来，史学界却一直存在争议。主张《后出师表》为诸葛亮本人所作的观点认为，该表最初来源于东吴大鸿胪张俨编撰的《默记》，来源可靠，该文章后世为习凿齿的《汉晋春秋》等多位史学家所收录转载，传承有序。加之《三国志》收录的诸葛恪(诸葛亮之侄)的《伐魏论》中提到“近见家叔父表陈与贼争竞之计，未尝不喟然叹息”，可为佐证，《后出师表》确为诸葛亮所作无疑。而反对者则认为，陈寿所编撰的《三国志•诸葛亮传》及《诸葛氏集》均未提及、收录《后出师表》，加之《后出师表》文风偏悲观，与诸葛亮所留其他文章不同，所写赵云殁年等史实与《三国志》记载多有出入，故而《后出师表》当为他人托名伪作。目前，史学界对这一问题仍未形成一致意见。

    其实，《后出师表》的真伪，从某个角度上讲，也是一个法律问题，即诸葛亮是否对《后出师表》享有著作权。

    对于这个问题的“法律事实”，目前能看到的都来自于裴(松之)注《三国志》的记载。东晋习凿齿所撰《汉晋春秋》记载《后出师表》为诸葛亮写于229年，其第三次北伐之前，并完整收录了该文。裴注《三国志》引用了《汉晋春秋》的上述记载，并明确注明“此表，亮集所无，出张俨《默记》”。现《诸葛氏集》《默记》《汉晋春秋》均已失传。由于三国时期距今已近2000年，史料的遗失，后人仅通过裴注《三国志》的记载，只能说，《后出师表》是否属于诸葛亮所作都有可能。

    从法律上讲，对于确实无法查明的事实，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分配推定事实。那么现行法律对于著作权人问题以及举证责任是如何规定的呢？

    关于著作权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九条规定，著作权人包含两类：作者和其他依照本法享有著作权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。关于作者的认定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第12条规定，在作品上署名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为作者，且该作品上存在相应权利，但有相反证明的除外。

    目前，主张《后出师表》为他人托名伪作的主要依据有三：一是陈寿所撰《诸葛氏集》中未收录《后出师表》，《诸葛氏集》作为一份书证，其真实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均无问题，但陈寿也写得很明白“辄删除复重，随类相从，凡为二十四篇”，即该集为诸葛亮文章的选集，而非全集，无法排除陈寿基于某种考量漏收的可能，因此该证据的证明力是偏弱的。至于《后出师表》文风偏悲观，与诸葛亮所留其他文章不同，所写赵云殁年等史实与现存文献记载多有出入的理由，考虑到《后出师表》是在诸葛亮前期北伐失败的写作背景，且三国时期大量史料已灭失，其间的许多史实缺乏更多的史料以佐证，不能轻易地以“志”否“表”。上述两项理由与《后出师表》是否为托名伪作缺乏逻辑上的必然性，无法令人信服。

    考虑到《后出师表》署名作者明确为诸葛亮，且没有充分的证据和理由予以否定，因此还是应当以诸葛亮对《后出师表》享有著作权为宜。

    作为一个法官，在审判时不能受任何外界因素和自身情感的干扰，但作为一个读者，却无法避免对一篇文章有自己的感受。

    《后出师表》是笔者十分喜欢的一篇古文，每次阅读，都会被其中那种在客观认识到困难的情况下，依然执着追求理想的精神所感染。诸葛亮对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有着清晰的认识，他甚至明白努力也未必成功，但依然坚持“汉贼不两立，王业不偏安”，并抓住“今贼适疲于西，又务于东，此进趋之时也”的有利时机锐意北伐，表现出了其坚忍的意志和极强的战斗性。尤其结尾部分中的“夫难平者，事也”“凡事如此，难可逆见，臣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”所展现出的那种对理想的忠贞和弘毅的敬业精神，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执着，更是让人感动。这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所学习的。

可以说，《后出师表》一文正是诸葛亮此人的真实写照，从这个角度上说，《后出师表》的真伪，还重要吗？

山东法制报20250214期

  （通讯员：张景军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