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东法讲堂】看古代如何应对高额彩礼

【东法讲堂】看古代如何应对高额彩礼

彩礼从古至今，一直是中国传统婚俗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在其漫长的历史演变中，不同时代的风气却有明显的不同。这在不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好的反映:

在《孔雀东南飞》的叙述中，郡守小儿子为迎娶刘兰芝，不惜重金，“给钱三百万，皆用青丝穿，杂彩三百匹,交广市鲑珍”。这不仅是对汉代官僚贵族间盛行高彩礼习俗的生动描绘，更是那个时代以丰厚彩礼彰显诚意与地位的风气写照。汉代的繁荣催生了奢靡之风，皇室更是为这一风气推波助澜。如《汉书·王莽传》所载，聘皇后之礼，黄金竟达二万斤，折合铜钱二万万。王莽聘史皇后时，更是将彩礼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黄金三万斤，这样的攀比与炫耀，将汉代推向了彩礼历史的巅峰。

然而，高彩礼的光鲜背后，隐藏着深刻的社会问题。它如一道沉重的枷锁，让许多家庭望婚兴叹。《后汉书·循吏列传》中，任延任九真郡太守时，面对因无力承担彩礼而难以成婚的百姓，不得不下令官员出资相助，一时间，竟有两千余人得以同时娶妻。这一幕既是对高彩礼之下民生艰辛的揭露，也是对社会道德与人性温暖的呼唤。高彩礼还严重挫伤了人们的生育意愿，如(汉书·王贡两龚鲍传》所言，“聘妻送女无节，则贫人不及，故不举子。"生育之事的艰难抉择，映射出时代的无奈。同时，它也加剧了贫富分化，给普通民众带来了沉重的生活负担，“富者竞欲相过，贫者耻不逮及。是故一飨之所费，破终身之本业。”王符在《潜夫论》中的这番话，道尽了高彩礼下的民生之苦。更为严重的是，它激化了社会矛盾，导致治安恶化，正如《盐铁论·国疾》所析，“是以民年急而岁促，贫即寡耻，乏即少廉，此所以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也。”

汉代虽对高彩礼有所反思，但真正系统性的治理则始于魏晋南北朝。战乱频仍，经济衰退，高彩礼对人口增长的不利影响，成为了封建王朝无法忽视的痛楚。加之皇室财政紧缩，高彩礼不再是彰显荣耀的象征，而是成了负担。于是，从南北朝起，历代王朝开始采取一系列措施，力图扭转这一风气。

首先，在价值观层面进行引导。如唐太宗视高彩礼为卖婚，“乃有新官之辈，丰财之家，慕其祖宗，竞结婚媾，多纳货贿，有如贩鬻。”此言直击高彩礼的正当性，对社会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其次，皇室以身作则，简化婚礼。如《南齐书》记载，齐世祖永明年间，诏令诸王纳妃，彩礼仅止于枣栗股脩，象征着对质朴婚姻的回归。再者，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干预，颁布诏令，对高彩礼行为进行处罚。如《旧唐书》所载，敬宗嫁女因多纳金宝而被贬官，《新唐书·高窦传》则明确了各级官员纳币的限额。同时，国家礼制的恢复与规范，从制度层面约束了彩礼的过度发展，从皇帝到平民，彩礼的种类、规格均有严格规定，恢复了西周以来的“礼”治传统。最后，法律的完善也为彩礼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，既承认了彩礼对婚约的效力，又强调婚约不以彩礼数额为要件，并设定了民间彩礼的上限。如《大元通志》中详细规定:“民间聘财，上户金一两、银五两、彩段六表里、杂用绢四十匹。中户金五钱、银四两、彩段四表里、杂用绢三十匹。下户银三两、彩段二表里、杂用绢十五匹，以男家为主，愿减者听。”皆体现了法律对民俗的理性引导。

由于封建王朝对基层控制力不强，行政能力薄弱，高彩礼并未完全禁绝，各种逾制行为层出不穷。如《霍小玉传》中写大历才子李益娶妻“卢亦甲族也，嫁女于他门，聘财必以百万为约”，逼得已经当上县主簿的李益只好出去借贷。尽管如此，官方对高彩礼的限制依然深刻地影响到了民间风俗，社会主流也由追求高数额，转为追求寓意美好。唐代《酉阳杂俎》记载当时民间彩礼固定为合欢、嘉禾、阿胶、九子蒲、朱苇、双石、棉絮、长命缕、干漆九种。

这点在《红楼梦》中也有很好的反映，在描述贾迎春误嫁中山狼时就写道，“你别和我充夫人娘子，你老子使了我五千银子，把你准折卖给我的，好不好，打一顿撵在下房里睡去……”这可以看出，在当时贵族收受高彩礼被认为是相当不体面的。同样，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五回王熙凤在计算婚嫁花销时写道“环哥娶亲有限，花上三千两银子”，结合古代贵族结婚其主要花费于场面排场，可以推测真正落在彩礼上的花费已相当有限。